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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躁:五四與太陽花學子

中時電子報 中時電子報 2014/5/3 吳昆財

民國8年的五四運動,代表著中國面對西方壓力,所展現的另一次救國行動,這次的主角主要是北大學生,後世褒貶不一,但就當時北大校長蔡元培而言,則有一番點滴在心頭。

五四發生當天,身為校長的蔡元培親自站在校門口,企圖阻止學生外出參與學運,蔡校長所以如此,乃基於主張學生的本質是認真讀書,校園亦不是搞政治場域,同時遊行示威也無法扭轉時局。蔡有更為深沉的考量,蔣夢麟日後在《西潮》中回憶蔡校長的擔憂:「今後將不易維持紀律,學生們很可能為勝利而陶醉。他們既然嘗到權力的滋味,以後他們的慾望恐怕難以滿足了。」

果不其然,五四之後,學生因勝利而食髓知味,宛如脫韁野馬,學校,甚至社會皆無法阻止其不滿情緒。在學校裡,有任何不如意,或稍有未能遂其所願者,學生們即採取罷課、鬧事等激烈手段。至此學生只講求權利,視義務如糞土,自私到無以言表。

反觀太陽花學運,目的原本訴求反服貿,不久即轉向為反政府運動,最後則完全呈現一次徹底的反馬英九,反中、恐共,甚至是台獨的政治戲碼。如此一來與五四運動內除國賊,外抗強權的單一目標,完全背道而馳。簡言之,五四運動具有愛國主義情操,太陽花學運則挑明是「革命有理,造反無罪」,想藉學運推翻現在民選政府。

以手段論,太陽花學運與五四學運有部分雷同,皆企圖以激烈非常的行為逼迫當局接受他們的訴求。可前者的暴力行徑較後者有過之而無不及。如太陽花學運竟能占領國會殿堂幾達一個月,同時又能充分取得有計畫的外力支援,這是90多年前的五四學生所難望項背的。

很不幸,太陽花學運初嘗使用暴力甜果,開始自以為是,凡為他們所不滿者,皆採取暴力違法手段,包圍北巿中正一分局,占領忠孝西路等。近來各項社會運動,諸如反對風車者占領經濟部、高速公路收票員占領交通部,通通有樣學樣。

綜觀上述今昔學運和近來台灣幾次反政府運動,有一個共同特色:急躁。蔡元培苦勸學生不要搞學運,因他耽憂急躁不能成事,反而會誤大事。反思這次學運的台灣學子,不也重蹈蔡元培的憂心所在(當時蔡先生辭退校長的風範,可如今堂堂的台、清、交等校校長,卻一副老僧入定)。既然一位支持度僅9%的總統,反對黨與學運朋友等著班師回朝即可,何必如此毛躁。

諸葛亮在《誡子書》說的好:「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當太陽花學運傲慢著要推翻馬政府,反對黨猴急著要取得政權,一葉知秋,如此傲慢與焦躁的台灣社會,焉能冀求理性與精進的國家思維!(作者為國立嘉義大學應用歷史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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