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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見我思-誰殺死了大學

中時電子報 中時電子報 2016/1/9 賴祥蔚

今年是2016年,俗稱的「高教大限之年」,也就是許多大學邁向死亡之年。為什麼?因為在台灣少子化的趨勢下,這一年的大學入學人數會創下歷史新低,造成很多大學倒閉。其實大學之死從去年已經開始,未來十年更將哀鴻遍野。

「早知今日,何必當初?」這是大家在思考高教問題的時候,一個經常冒出的疑問。

雖然2016年的高教大限,要回推到1998年的出生人數驟減5萬多人,但是在此之前,台灣的少子化趨勢已經很明顯。早期的出生人口每年40幾萬,1980年代開始一路下滑,1999年又創新低,只剩16萬多。從這個數字來看,大學起碼要陣亡一半。

少子化是發展國家的常見趨勢,近鄰日本早在1970年代就出現出生人口明顯下降的趨勢,台灣在1980年代初期也呈現了出生人口下降的警訊。既然如此,前中研院院長李遠哲擔任召集人的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為什麼在1996年的年底,會在教改總諮議報告書中建議增加大學招生容量及廣設高中呢?

我們現在或許不必苛責李遠哲。事後之明,未必高明。不妨想想,回到1996年的時空背景,當年如果針對增加大學招生容量及廣設高中這個議題進行公投,結果會如何呢?恐怕不會改變。

台灣現在面臨的大學病症頗多,大學暴增及少子化衝擊,只是其中之一;除此之外,大學教授薪資結構僵化、欠缺合理的不良教師淘汰機制,也是經常被提及的問題,兩者一體兩面。大學太多,教育部想要推動大學整併,但是在各校的民主決議反對之下,成果有限。

大學薪資結構僵化衍生了台大、政大等頂尖大學因為薪資少而聘請不到優秀師資的困擾;而為了淘汰不良師資,教育部從1998年開始全面實施評鑑制度,結果所有大學老師都忙著填寫評鑑資料,多年下來,不但沒有真的淘汰掉幾個不良老師,徒勞無功,反而耗費大量老師的時間,嚴重影響了教學及研究。

台灣的高教發展走到如今,已面臨死亡的困境,但這卻又是先前在民主機制之下出爐的政策所致。何以民主決策會設下陷阱?因為民主決策,可能滿足當下的氛圍,例如廣設大學以求降低升學壓力,卻未必能有足夠的前瞻性及遠見,於是當政治人物只追求眼下的民意肯定,就會出現一些短多長空的政策,甚至可能因此埋下未來才會遭遇的陷阱。

如果連涉及台灣高等教育的政策,攸關了全台灣的大學知識分子,都會於民主機制之下,在短短十多年後就出現了這種造成「大學之死」的嚴重後果,那麼其他領域的公共政策品質恐怕更令人擔心。

民主設陷,大學將死。可見民主萬歲,卻絕非萬能。

(作者為台灣藝術大學廣電系教授、中央廣播電台總台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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