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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論-探究調整最低工資的基本考量

中時電子報 中時電子報 2016/1/6 主筆室

選戰方酣,國民黨總統候選人朱立倫日前拋出「戰略三策」,包括四年內調高基本工資到新台幣3萬元、課富人稅、擴大台灣國際空間等三大政策,做為解決台灣經濟發展困境的手段,其中又以大幅調高最低工資的政見引起廣泛討論。最低工資的訂定,究竟應該納入哪些參考指標才算周全,扮演何種角色才不致負載過重,近來歐美思潮及各國作法如何,確實值得探究。

「法定最低工資」顧名思義,即立法禁止企業付給勞工少於某一特定數目,這是國家為避免非技術與弱勢勞工被剝削的一種社會政策。先進國家當中,除了北歐諸國因工資決定屬於國家層級的集體談判,所以不需要特別規範之外,其他絕大多數都已制定此類法律,主要用意即在於分享經濟成長的果實,及照顧弱勢勞動者。

近來在全球化風潮與自動化普及的效應之下,一方面讓企業相對於勞工更具「議價能力」優勢,薪資調整幅度往往跟不上勞動生產力的增加,所得分配相對不公;另一方面則由於就業與薪資水準的分布漸趨兩極,低薪化所導致的貧窮問題日益嚴重。此兩種趨勢使得歐美各國,紛紛都出現提高最低工資的行動與呼聲,希望藉由上調最低工資來緩和上述現象,並減輕政府的社福負擔與財政赤字壓力。

此外,鑑於各國普遍面臨需求不足的問題,晚近學界的確也出現透過調高基本工資來推升一般薪資,進而促進消費,形成高薪與成長良性循環的另類倡議。但這種說法至今仍然處於高度爭議之中,畢竟經濟成長的動能必定來自於生產力提升,此種思考早已根深蒂固,更需要創新研發、社會投資及良好的國家治理品質等條件配合。低薪往往也是各種經濟表現不佳導致的結果,一如台灣目前的狀況,希望藉由提高基本工資這帖靈丹妙藥來挽救經濟,顯然仍需要更多的實證支持。

話說回來,最低工資其實也是一種「價格管制」,如訂得太高,企業可能會負擔不起,從而降低其勞動需求並減少雇用,特別是那些原先想要保護的弱勢和邊緣勞工,反而更不容易得到工作機會,廠商甚至會降低其它員工福利或提高產品售價,將成本轉嫁出去;如訂得太低,又無法達到降低貧窮的目的。當然,對那些已經有工作的人,最低工資的提高,確實會增加收入及工作穩定度。

近來學界針對最低工資此一古老爭議,已經慢慢得出一些共識,亦即如果適度調升基本工資,不僅對整體就業不致造成負面影響,甚至有助於人力資本的累積與經濟效率的提升。但如果是大幅度調升,經濟副作用就會產生,並遠遠大過所宣稱的好處。問題是,適度與過高之間如何拿捏?

聯合國轄下的國際勞動組織(ILO)對最低工資有一權威定義:「考量該國薪資水準與經濟社會總體條件等因素,來照顧勞工及其家庭之需要」,頗值得參考。這項定義闡明政府介入最低工資的初衷,也就是照顧與分享這兩大目的,但同時最低工資水準的調升幅度,不能漫無標準,也不應只偏重社會功能的相關指標,尤其必須考量整體薪資水準,透過系統內變數的制約,才不會有所偏差。

舉例來說,歐洲各國的最低工資,普遍都訂在中位數工資(累積到一半就業人數時的薪資水準)的四成到六成之間,所以整體薪資水準的提升,也就成為拉大最低工資上調空間的關鍵因素。根據推估(此一精確數據現在台灣仍付之闕如),台灣目前的中位數工資大概落在34,000元左右,以此標準觀之,台灣現行的基本工資水準並不算太低,根本問題還是在於過去近二十年來的整體薪資停滯。即使要強調基本工資的照顧弱勢功能,從而主張應適度調升也可以理解,但這也等於是政府規避藉由加稅並增加社福的政策手段,而把照顧責任推給企業,坦白說,對工商界並不公允。

台灣現行的最低工資制度,仍有許多地方應該予以檢討,特別是許多企業都將部分員工的勞保申報與最低工資掛勾,導致高達兩成以上的受雇勞工「帳面上」只領最低工資的奇特現象(以美國為例也只有5%左右)。這也顯示企業的法定成本負擔高低,受到最低工資調整的影響甚鉅,從而造成企業界對基本工資調整採取抗拒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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