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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蜀專欄:公民的政治,還是暴民的政治?

風傳媒 標誌 風傳媒 2017/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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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屬於早年陳獨秀們的時代,人心開始淪陷的時代。不屈從于時代的胡適們,空餘一腔憂思,什麼都擋不住。」─笑蜀。

編者按:本文為笑蜀「談政治要小心」系列之三。這一系列文章的前兩篇發表於《風傳媒》,分別是《談政治要小心─陳獨秀式的?還是胡適式的?》和《北洋時期改變時代的北京街頭三把火》。

在「談政治之二」一文中,說到北洋時期「首都革命」的兩把火,我曾如此感歎:群眾運動、群眾政治終於露出了它的本來面目,即它其實就是暴民運動、暴民政治,即它其實就是政治超限戰,以大眾之名,拒絕任何法律的和道德的約束。這邏輯還可再延伸,即它其實就是革命。所以毛澤東才說,革命不是繪畫繡花,不是做文章,不能那麼文質彬彬,那麼溫良恭儉讓。對革命的超限戰本質的這種認同,毛澤東和陳獨秀等黨內同志,無疑有著高度共識。

這恰恰是胡適所不能接受的。

「首都革命」當天,胡適並不在北京,而是正在上海。他到上海主要想避風。此時的胡適,處境已頗有些尷尬。他固然得新文化風氣之先,一度領袖群倫,如日中天;但「五四」大潮一來,大時代隨即轉向,由思想鬥爭、文化鬥爭轉向主義之爭,尤其轉向政治鬥爭,轉向群眾運動、群眾政治,整個社會越來越撕裂,越來越極化。一向溫良敦厚的胡適,哪跟得上趟,其個人命運必然逆轉。「五四」就這樣成了大時代的拐點,也是胡適個人命運的第一個拐點。而有陳獨秀、李大釗的變臉,有新青年雜誌的變臉。胡適無法認同老朋友的選擇,只好分道揚鑣,越來越成了爭議人物。

陳獨秀與新青年。(維基百科) © 由 風傳媒 提供 陳獨秀與新青年。(維基百科)
陳獨秀與新青年。(維基百科)

此後,他每況愈下。1924年國民黨一大開啟的國共合作及所謂國民革命,是大時代的又一個拐點,也是他個人由盛而衰的第二個拐點。他既不認同陳獨秀、李大釗們鼓吹的布爾什維克主義,因此得罪了共產黨;也不贊成孫中山鼓吹的武力統一,傾向聯省自治和平統一,於是又得罪了國民黨。對國共兩黨主導的群眾運動、群眾政治,他也多所批評,尤其不贊成所謂學生運動,主張學生的職責就是讀書,反對學生捲入政爭。這當然更惹惱了青年學生。這時的胡適,已經差不多成了光桿司令。

撕裂的時代,極化的時代,是所有人必須選邊站隊的時代。像胡適這樣有著巨大影響力的人物,更必須站隊,更不能讓他閃開。他卻不僅跟國共主導的「新勢力」漸行漸遠,還居然跟「舊勢力」投懷送抱。1925年初參加段祺瑞組織的反動的「善後會議」,幾個月後,又接受末代皇帝的召見。他在新舊勢力之間的這種依違徘徊,不可能不令「新勢力」惱怒。掌握了時代話語權的「新勢力」,如何可能對他客氣?圍攻紛至沓來。上海學生聯合會給他寫信,痛斥他擁護復辟餘孽,摧殘全國教育。他去武漢武昌大學講演,一路被學生追罵。在學生們看來,此時的胡適,「思想的進步也就止於此了,就不能與時代俱進了。因其不能與時代俱進,所以做出一些七顛八倒的事來……。」

最不客氣的仍是從前的新青年同仁。陳獨秀在致李大釗信中嘲笑胡適「跪著造反」;魯迅則以向來的刻薄,寫了《導師》一文,對胡適毫不留情地各種損,最後大喝三字:「鳥導師」。曾經的青年導師胡適,就這樣「百尺竿頭掉下來」,成了「鳥導師」,成了「新勢力」的公敵。

胡適有自知之明。在阻止北大學生捲入政爭失敗後,他即「告了長假,在上海養病著書」。同時反復致函北大校方,堅辭北大教職。其實是自甘邊緣。但是,名高謗隨的胡適,已經身不由己。國共主導的群眾運動、群眾政治越來越水漲船高,繼夏天的「五卅運動」、秋天的北師大風潮之後,終於在這年11月28日達到巔峰,引爆武力奪取政權的所謂「首都革命」。政權雖沒能奪到手,次日的一把熊熊烈火,卻成功燒掉了晨報館,並點燃了全國輿論。即便遠在上海的胡適,這時也不可能作壁上觀,不復有昨日的清靜。

徐志摩(維基)和他主編的《晨報》副刊。 © 由 風傳媒 提供 徐志摩(維基)和他主編的《晨報》副刊。
徐志摩(維基)和他主編的《晨報》副刊。

爭議的焦點是晨報館該不該燒。陳獨秀的回答斬釘截鐵:該。為什麼該?徐志摩一接手《晨報副刊》,就組織了一場關於蘇俄問題的大辯論。在這場大辯論中,陳獨秀和他的同志們完全處於下風,他們早憋了一肚子氣,晨報館在他們眼裡,早就是反蘇反共的橋頭堡,早就是敵人。如今世學者已經指出的:

在那個時代,對蘇俄的態度,是一個大是大非的問題,它表明你是進步還是反動。這個問題在陳獨秀自己那裡當然不言而喻,但,《晨報》居然還作為問題討論,討論下來,結果反俄還占了上風。這種落後反動的報紙為什麼不該燒?燒報紙的邏輯乃是陳獨秀當年不准《新青年》發表反對白話文的繼續。因為此事「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陳獨秀語)。《新青年》是自己的,說不發就不發。《晨報》是異己的,必不容的話,最直接的辦法就是燒。

陳獨秀和他的黨內同志認為該燒;主張聯俄容共的國民黨,對《晨報》同樣惱火,同樣認為該燒,因而領頭者即為國民黨北京執行部幹將朱家驊。此時的晨報館,跟胡適的處境很像,都把國共代表的「新勢力」給得罪光了。區別只在於,晨報館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胡適則是一個人,惹不起躲得起。所以事後有朋友慶倖胡適走得早,否則,「首都革命」的那把街頭之火恐怕也饒不了他。

《晨報副刊》發起的這場蘇俄問題大辯論,本來都是文人之辯,按說不會秀才遇到兵。奈何徐志摩們固然都是秀才,身後沒有兵。陳獨秀及他所屬的國共陣營,身後卻有千千萬萬兵。這千千萬萬兵拿段祺瑞等武將暫時沒奈何,武力推翻北京政府的計畫只好推遲;但拿來對付晨報館及徐志摩們,卻是綽綽有餘。火燒晨報館的滾滾烈焰,就這樣騰空而起。在陳獨秀們看來,這當然是神聖的革命之火,大快人心。晨報館咎由自取,得其所哉,實在沒什麼可抱怨的。

「權力使人腐敗,革命使人墮落」,是時人馮勝平的一句名言。「革命使人墮落」這點上,早年陳獨秀和他的戰友們算是典型。亦如今世學者已經指出的:「遊行群眾是高呼著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自由的口號,來到宣武門大街燒掉《晨報》館的。事實上是,朱家驊們此刻正享有集會結社的自由,也享有出版言論的自由。怪異在於,這班新人物自己在享有自由的同時,卻不准別人自由。在那熊熊的大火面前,《晨報》的自由在哪裡?」

平心而論,此時他們確已喪失了起碼的理智,被自己心中的戾氣和大時代的洪流徹底裹挾。而他們並不自知,還以為這是追求理想,是高尚,沉醉其中不能自拔。這讓胡適忍無可忍。尤其對老朋友陳獨秀的墮落,他是再也看不下去。所以他不顧自己處境的尷尬,最終站了出來,對老朋友猛擊一掌。這也不只是他對老朋友的態度,也代表了他對那個大時代的態度,代表了他對那個大時代的痛心疾首。換句話說,這實際上是他對那個大時代的宣言書。

中國家書博物館展出陳獨秀與胡適往來信函。 © 由 風傳媒 提供 中國家書博物館展出陳獨秀與胡適往來信函。
中國家書博物館展出陳獨秀與胡適往來信函。

這就有了1925年12月初,胡適致陳獨秀的一封信,載諸《胡適文集》第7卷。今天重溫這封信,其當代性顯而易見,值得細細品味。好在這封信篇幅不長,不妨全文照錄如下:

獨秀兄:

前幾天我們談到北京群眾燒毀《晨報》館的事,我對你表示我的意見,你問我說:「你以為《晨報》不該燒嗎?」

五六天以來,這一句話常常來往於我腦中。我們做了十年的朋友,同做過不少的事,而見解主張上常有不同的地方。但最大的不同莫過於這一點了。我忍不住要對你說幾句話。

幾十個暴動分子圍燒一個報館,這並不奇怪。這你是一個政黨的負責領袖,對於此事不以為非,而以為「該」,這是使我很詫怪的態度。

你我不是曾同發表過一個「爭自由」的宣言嗎?(注:《爭自由的宣言》,1920年8月)那天北京的群眾不是宣言「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自由」嗎?《晨報》近年的主張,無論在你我眼裡為是為非,絕沒有「該」被自命爭自由的民眾燒毀的罪狀;因為爭自由唯一的原理是:「異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眾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眾人之所非未必真非。」爭自由的唯一理由,換句話說,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異己的意見與信仰。凡不承認異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爭自由,就不配談自由。

我也知道你們主張——階級專制的人已不信仰自由這個字了。我也知道我今天向你討論自由,也許為你所笑。但我要你知道,這一點在我要算一個根本的信仰。我們兩個老朋友,政治主張上儘管不同,事業上儘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為老朋友者,正因為你我腦子背後多少總還同有一點容忍異己的態度。至少我可以說,我的根本信仰是承認別人有嘗試的自由。如果連這一點最低限度的相同點都掃除了,我們不但不能做朋友,簡直要做仇敵了。你說是嗎?

我記得民國八年你被拘在員警廳的時候,署名營救你的人中有桐城派古文家馬通伯與姚叔節。我記得那晚在桃李園請客的時候,我心中感覺一種高興,我覺得在這個黑暗社會裡還有一線光明:在那個反對白話文學最激烈的空氣裡,居然有幾個古文老輩肯出名保你,這個社會還勉強夠得上一個「人的社會」,還有一點人味兒。

但這幾年以來,卻很不同了。不容忍的空氣充滿了國中。並不是舊實力的不容忍,他們早已沒有摧殘異己的能力了。最不容忍的乃是一班自命為最新人物的人。我個人這幾年就身受了不少的攻擊與污蔑。我這回出京兩個多月,一路上飽讀你的同黨少年醜詆我的言論,真開了不少眼界。我是不會懼怕這種詆罵的,但我實在有點悲觀。我怕的是這種不容忍的風氣造成之後,這個社會要變成一個更殘忍更殘酷的社會,我們愛自由爭自由的人怕沒有立足容身之地了。

胡適的惋惜、沉痛、傷感及巨大憂慮,可說溢於言表。這不只是對大時代,尤其是對於陳獨秀這班老朋友。他們不僅並肩戰鬥過,而且他們本來有共識的,最大共識即是胡適信中提到的1920年8月他們共同署名的《爭自由的宣言》。1920年8月,正是五四狂飆猶在繞梁的時刻,陳獨秀轉向所謂馬克思主義的前夜,那時他多少還屬於原來那個陳獨秀,多少還有一點對自由的忠誠。但僅僅一個月之後,他終於抵擋不住蘇俄代表的遊說以及大時代的誘惑,急劇轉向。

陳獨秀的這一轉向,歸根結底,是從英美版的「自由」轉到法俄版的「自由」即「階級專政」,即胡適所說的「階級專制」,即只允許擁護我的自由,不允許一切反對的自由,乃至一切不同顏色的自由。這當然是以自由之名,走到了自由的反面,跟胡適堅守的自由,水火不容。這才是最大的墮落。更不幸的是,這墮落已然成為時尚,成為時代的主流,尤其成了知識階級的主流。這時代的主流或者說知識階級的主流,實際上,從所謂五四運動,已然發端。其後的首都革命,不過發揚光大而已。這其間的悲劇之一,則是知識階級的墮落。「五四」開始,學生即有「丘九」之謂,而到所謂「首都革命」,「丘九」之風愈演愈烈。應該說,恰恰是知識階級,成了百年來打砸搶的先鋒,成了百年來砸爛一切打倒一切的先鋒。一言以蔽之,最應該謙卑和克制、最應該審慎和律己的知識階級,自己先成了暴民。到了這個時代,的確如胡適所預言的,一切愛自由爭自由的人,都再沒有立足容身之地了。

不妨回頭重溫胡適致陳獨秀的那封信,尤其是重溫暴民時代來臨前夜即民八年的那個溫情脈脈的感人場景——

我記得民國八年你被拘在員警廳的時候,署名營救你的人中有桐城派古文家馬通伯與姚叔節。我記得那晚在桃李園請客的時候,我心中感覺一種高興,我覺得在這個黑暗社會裡還有一線光明:在那個反對白話文學最激烈的空氣裡,居然有幾個古文老輩肯出名保你,這個社會還勉強夠得上一個「人的社會」,還有一點人味兒。

「三一八慘案」是一場發生於1926年北京的學生運動。示威群眾在段祺瑞執政府門前廣場與軍隊對峙(左上),車警毆打學生(左下),天安門前舉行反對八國的國民大會(右)。(維基百科) © 由 風傳媒 提供 「三一八慘案」是一場發生於1926年北京的學生運動。示威群眾在段祺瑞執政府門前廣場與軍隊對峙(左上),車警毆打學生(左下),天安門前舉行反對八國的國民大會(右)。(維基百科)
「三一八慘案」是一場發生於1926年北京的學生運動。示威群眾在段祺瑞執政府門前廣場與軍隊對峙(左上),車警毆打學生(左下),天安門前舉行反對八國的國民大會(右)。(維基百科)

寫到這裡,我不知道當時胡適是否沉痛和傷感到落淚,反正我寫到這裡時,真的有點情不自禁,兩眼潸然。今天回頭看,這場景該是何等美好,有著這美好場景的時代,無論有著怎樣的問題,跟後來的時代比,顯然都是天堂,而且很可能是不可複得的天堂。胡適們沒能擋得住這天堂的失去,那是屬於早年陳獨秀們的時代,人心開始淪陷的時代。沒有底線,只有不斷探底;沒有最壞,只有更壞。不屈從于時代的胡適們,空餘一腔憂思,什麼都擋不住,什麼也改變不了。於是,1925年「首都革命」之後,很快有了又一次街頭革命即所謂「三一八慘案」,有了劉和珍等學子的喋血。

接下來是所謂海陸豐農民運動,是所謂湖南農民運動,是武漢時期所謂工人運動,暴民時代這潘朵拉盒子一經知識階級親手打開,就不可能再關得上。底層為主力的痞子運動的登場,也就不可逆轉。胡適所最擔憂的「更殘忍更殘酷的社會」,很快成了現實。最終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底層暴力最終勝出,並在砸爛一切打倒一切之後,把最後的鋒芒指向了自己從前的導師或者說盟友知識階級本身。一定程度講,這難道不是報應麼?不值得百年之後的我們深長思之麼?

但是坦白地說,我並沒有見到多少這類深長思之。歷史的慣性可能依然強大。在這個據說歷史最悠久的國度,最缺乏的恰恰是歷史感。這可能是此國所有悲劇中,最大的悲劇,最讓人無話可說的悲劇。

*作者為獨立學者,前《南方周末》評論員。本文原刊FT中文網。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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