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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青龍觀點:台灣通識與哲學教育的結構困境

風傳媒 標誌 風傳媒 2017/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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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在《學院衝突》(The conflict of the Faculties, 1798)中,曾將大學內部的學院區分為兩類:一是以神學、法學、醫學三個專業為主的「高等學院」;另一就是特指哲學的「低等學院」。這是當時大學的傳統,但康德認為高等學院既受政府與社會的支持,自不免易受到學院外勢力的干預與控制,反觀低等學院雖然沒有充足的社會資源,但也因此而保留了追求學術獨立與自立性的特質。

這個想法在1810年洪堡(Friedrich Wilhelm Christian Carl Ferdinand von Humboldt, 1767-1835)所創立的柏林大學得到了實踐。雖然當時的普魯士剛於1806年的普法戰爭中戰敗,亟欲富國強兵的社會期待大熾,但洪堡卻看到唯有自由的學術發展,才能讓德國從戰敗中興起,故而在柏林大學裡首創以學術自由作為大學發展的研究基礎,這也奠定了現代研究型大學的最早雛形。

在這股學術發展的蓬勃浪潮中,英國紐曼(John Henry Newman, 1801-1890)有鑑於專業技術的職業分工逐漸取代傳統的紳士教育,於是在《大學的理念》(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1852)書中提出職業教育與自由教育的區隔,並認為自由的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才是大學的精神所在。

不過,紐曼的真知灼見並沒有引起太大的反響,在歷經了一百多年的殖民主義發展及一、二次大戰的洗禮後,英國斯諾爵士(Charles Percy Snow, 1905-1980)才在1959年的一場演座《兩種文化》(The Two Cultures)中,第一次提到二十世紀的諸多人為災難,如貧窮、戰爭、殖民帝國……等,均來自於科學與人文這兩種文化間的對立所造成,他認為唯有重新調和兩種文化,回歸傳統的博雅教育,才能解決當代的諸多紛爭,於是歐美各大學開始不遺餘力地推廣通識教育。延續至今,諸如美國的名校哈佛、哥倫比亞、芝加哥大學等均以重視通識教育而著稱。

台灣於民國73年開始引進通識教育,但推行之初卻僅停留在虛應故事的層次,即讓人文學生修一兩門理工課程,或是理工學生修一兩門人文藝術課程,就算達成通識教育的學分數要求了。其間雖然有許多有識之士,如台大歷史系的黃俊傑教授或已故的林孝信教授,對通識理念大聲疾呼,也稍微提高通識教育在大學中的學分數(由原來的4學分,逐漸提高到10或更多學分),但是通識在大學教育中被各專業系所排擠與邊緣化的位階卻不曾改變過。直到民國96年由政治大學林從一教授爭取教育部顧問司的「中程綱要計畫」,提出以通識的核心課程轉動大學革新的理念,數年之間,開始培養出許許多多優良甚至傑出的通識教師,以及規劃出數十門優質的通識課程,讓通識擺脫過去營養學分的陰影,這才讓通識在台灣的大學教育中有了一席之地,甚至有些大學的通識學分多達40學分,可見被重視的程度。

可惜的是自民國95年起的大學系所評鑑及後來的少子化浪潮,讓台灣的各大學開始人人自危,而慢慢地走向惡性競爭的沉淪循環,讓才剛剛開始起步的通識教育又被打入冷宮,不僅大幅縮減通識教育的學分數及師資員額,而且更以配合各大計畫的申請為由,要求置入各種不符通識理念與精神的課程及活動,為的也只是達成各項計畫中的KPI指標。

為何通識教育在這一波的大學少子化浪潮中被邊緣化至斯?這得從台灣的大學教育的本質談起。

台灣的大學教育沒有西方的博雅傳統,而是直接引進西方在二十世紀初已然成形的研究型大學或職業導向的技術大學結構,故而當西方在歷經一、二次大戰後的文化反省,意識到過度職業技術分工的大學教育會傷害文明的本質時,開始倡導通識的博雅精神,以調和學科之間的對立狀態,這是有其深厚的西方哲學思想作為背景使然;然而,台灣沒有這層深厚的哲學思想背景,而是一開始就是以職業技術為學習範本,雖然後來也引進通識教育,但它始終無法像西方的大學那樣生根,而總是在大學教育中的邊緣角色,或淪為學生口中的營養學分。換言之,台灣的大學教育中沒有哲學思想作為基礎,而僅僅以職業技術作為工具導向的本質,讓通識教育一直無法在大學教育落地生根。

然則,台灣的各大學中不乏有哲學系的存在,難道這些大學也沒有哲學基礎嗎?這恐怕又得從哲學在台灣的地位說起。

如前所述,台灣的大學教育長久以來一直是以專業技術為本位,故而即使在大學中設立哲學系,該哲學系的學科內容卻變得和一般專業系所無異,把哲學當成專業能力在訓練,其實早就違背了哲學的本質了。是以,哲學,這個在西方大學教育中的核心概念,即使如美國加州理工學院這樣以專業技術為訴求的大學(該校並沒有哲學系的設立),它的校訓卻仍是「真理將使你自由」(The truth shall make you free),更不用說哈佛大學的校訓就是「Veritas」(真理一詞的拉丁文)。反觀台灣,即使在設有哲學系的大學裡,哲學系自成一個封閉的專業體系,但對哲學系之外的大學校園裡,卻仍沒真正落實哲學思辨與批判的基礎。

西方的大學教育發展一、兩千年,其間當然也經歷過許多磨難與考驗,但是這些磨難與考驗非但沒有讓西方的大學教育萎縮,反而在透過各類危機的轉化,逐步改革大學教育的各項弊端,重新看到大學的理念與重要性,原因何在?在於它有深厚的哲學思想作為基礎。但在台灣,區區一個少子化的衝擊,卻是讓推行近百年的大學教育硬硬生地被打回原形,更讓各大學在招生的惡性競爭中醜態畢露。

綜此,本文看似在談通識教育的興衰,也像是在評論台灣哲學教育的自我專業化與封閉性,但是仔細想想,我們就會發現,這不就是活生生的一部台灣的大學教育發展史!至此,我們還能說大學的發展與哲學或通識無關嗎?

*作者為南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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