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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愁永遠在路上──電影《接線員》導演盧謹明專訪

換日線 標誌 換日線 2017/7/6 林欣蘋/換日線編輯部

撰文:林欣蘋/換日線編輯部、採訪:陳太陽、郭姿辰、林欣蘋/換日線編輯部

「蚯蚓離開土地太久,就會死掉。」電影《接線員》裡,按摩院的台籍小姐 Sasa 說。

2008 年,英國遭遇金融海嘯,大環境經濟萎靡,異鄉人生活困頓。面臨英籍男友失業、自己也遍尋不著工作的 Tina,誤打誤撞來到中國情色按摩院,擔任接線員,自此撞進了按摩院小姐們的異域人生──這是旅英導演盧謹明獲得 2013 年金穗獎的劇本梗概,也是電影《接線員》故事的原型。

訪談前,我們預先觀賞了電影試片,消化了許多網路資料,幾乎就要相信:片中的 Tina,就是同樣留學英國,畢業時碰上金融海嘯的盧謹明的化身──奮發、孤傲、執著,帶著些許的道德潔癖......。 

一個安靜的旁觀者

訪談日正午,導演抵達得早,採訪團隊下計程車時,她已經和製作電影配樂的弟弟等在裡面了。在咖啡廳的包廂乍遇盧謹明,只見她素顏淨面,還像一週前的試片會散場時一樣,將自己擺置在角落,安靜的凝視、收攏眼前的人聲笑語。

於是從試片到採訪,兩度旁觀盧謹明如何嫻熟地扮演旁觀者,便會發現場合雖有變化,不變的是她對順序的仔細在意:必須故事在幕前、自己在幕後;必須隔一層幕,以確保一種創作的審慎,又或是個人的私密。

在按下錄音筆的剎那,我們彷彿有幸穿越時光的甬道,向故事的源頭探身。

© 由 Common Wealth Magazine Group 提供

寂寞,是異鄉人的最大共通

一切的起點,如同電影片名的意象,得從一通電話說起。

2008 年,在英國求學的盧謹明透過朋友聚餐,與中國女孩安娜有了一面之緣,像許多海外華人的聚會那樣──她們留下彼此的電話,相約聯繫,但並未認真。孰料,事隔一年,再聽說安娜,已是她的死訊。

盧謹明回憶那一年間,曾在朋友耳語中,聽說過安娜的生活片段──安娜生活苦悶、安娜喝酒吐血,然而,直到安娜「結束生命」,她才記起幾周前,手機裡還出現過安娜的未接來電。經過朋友間的相互拼湊,他們得知安娜生前原來在「做小姐」,精神不堪負荷時,曾打給所有電話裡的人求救。

彷彿彌補什麼似的,談到安娜的消逝,盧謹明始終避用「自殺」一詞,而選擇不帶價值評判的「結束生命」,隱約流露出她對安娜的溫柔與尊重。

安娜走後幾個月,朋友間繼續傳說:不太會說英文的安娜,「沒有穿鞋子、衣服很髒、急著要去哪似的出現在 Heathrow 機場。被安檢人員抓去,不知道用什麼方式拷問,出來四小時就跳下天橋......。」這些敘述,後來都在盧謹明筆下,化為片中安娜的遭遇。

「後來覺得很內疚,如果我接起來了,跟她說一說,可能事情就不一樣了。」盧謹明自責道,「但這也過去了。」

沒有過去的,卻是她在驚覺「那些平常存在於身邊的,沒有注意或關心,可能就消失了」以後,對所有沉默的異鄉人們,展現出的強烈關懷:「它讓我打開一個鎖、一個世界,讓我看到。」

看到了,便無法忽略。

盧謹明開始設想安娜的生命、拜訪安娜在按摩院的朋友、爬梳了英國當地針對外國人整理的死亡報告。當她開始試圖理解安娜的選擇,才發現原來寂寞,是異鄉人共通的語言,而那些生活中,因經濟與文化階級而被歸類成「他們」的按摩院小姐,其實與每個在異鄉也做夢也掙扎的、Tina/盧謹明心中曾經認定的「我們」無異。

據此,盧謹明透過角色的身分設定與際遇轉換,創造出了一種超乎身世的平等,在那之中,沒有人世對於典型與另類的分別,倘若真有一種生命的典型,便是眾人都必須面對的、存在本質的動盪──它體現於人在地理或心靈的位移時,難以免除的自我懷疑、恐懼,甚或無所適從。

一旦理解了這些,就能隨之理解:與其探討 Tina 以多少程度複製導演的自身經歷,不如試著看見安娜如何成為導演的鏡子、演員的鏡子,乃至於每個觀眾心靈的明鏡。

語言與聲腔

異鄉人的第二個共通點,在於語境之變異。

劇中,盧謹明刻意安排 Tina 的台詞,在台語、中文和英文間不停變換語境,她解釋:中文是母語、英文是必須,台語則是她私心認定「很美的語言」,在國外生活時,她會刻意講台語,製造家的感覺,「語言是家的代表、文化的代表。」

此外,盧謹明要求飾演 Tina 的演員練習英腔,用詞構句也講求英式用法,而非多數台灣人習慣的美式英文。她對英腔的堅持,在於她相信腔調的仿擬,意味著一個人「希望被理解」的心情。

然而,腔調的揮之不去,卻同時象徵了一種不可拋卻的、與家鄉的連結,比語言本身更幽微,也更峰利。比如在按摩院裡,來自中國、台灣與馬來西亞的小姐,儘管說著同樣的語言、吃著同樣的料理,卻不掩不同腔調在對話間造成的岐錯感,企圖誘發觀眾對「家鄉」的反思。

人類情感的共鳴,女性經驗的傳承

文化的差異,固然是建構鄉愁的一大成分;然而,盧謹明的藝術關懷並不只侷限於異鄉人生的自溺,尚且指認出超越文化的、能與廣大人類共鳴的情感──自尊。

比如,Tina 的男友 Frank 在揭穿 Tina 的工作場所後,一氣之下將其逐出家門,表面上是對謊言的憎惡,實則還隱含了對於失業、未能妥善照顧女友的自卑感。

而按摩院老鴇的情人(兼雜工)Sam,表面上在按摩院身上佔盡便宜,甚至趁老鴇不在時對 Sasa 施暴,恃強凌弱,但在盧謹明眼中,他的霸道也不過是基於「他可能在家做牛做馬,被踩得很低,卻在按摩院找到一個休息的地方,大家會聽他的、服侍他」,算不上真正的強者。

這兩個少數在片中出現的男性角色,不約而同地顯露出人在自尊受創後,本能且粗暴的憂傷,不免引人遐想,將這些設定上溯至性別的權力結構。然而,盧謹明卻說自己「沒有特別想顯現性別議題。」

劇情的設計,一方面出於對「以愛情為優先,最後憂鬱而終」的女孩的心疼,一方面由於「以男性視角出發的電影已經太多了,以女性為主,描述女性心境(轉變)過程的電影太少,所以會想突顯男孩子的一切行徑。」

她承認以女性身分書寫男性,較難持平,未免偏頗,特意先請監製過目,「他看完就說『難道男孩子都那麼壞嗎?』」盧謹明於是又作出調整,整部劇本前前後後共修改了 27 次。

女性揣摩男性,或許有先天的限制,但女性為女性發聲,卻恰如其分。盧謹明堅定地說:「我真的相信,男性導演沒有女性的經驗、思維,拍不出來。」而這些所謂「男導演拍不出來」的東西,具體而微,除了對女性情思的刻畫外,私以為更多是女性經驗的傳承。

盧謹明指出,為愛奔赴英國,卻遭男人背棄,最終靠性服務養育兒子的 Sasa,把米蘭 ‧ 昆德拉的《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一書交付給 Tina 時,未說的話其實是:「你可以帶著我的經驗,去走自己的路。你可以不用是我,你可以是你自己。

觀眾或許不知道,《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是盧謹明偶然間從母親書架取下的書,兩代閱讀經驗的傳遞,乃至不同生命型態的搜索與呈現,與劇情隱然扣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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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的鄉愁

電影的尾聲,Tina 回到家鄉六龜,重建八八風災受難的家園;Sasa 站在倫敦明媚的陽光底下,看著兒子,表情有些恍惚。兩人往返的信件裡,Sasa 對 Tina 說起自己夢境中的女孩,「她的背影,有點像你,也有點像我。」

就這樣,觀眾被光影定格在盧謹明口中的「一個狀態」裡,「我還在問問題,沒有要總結或解決什麼,」唯一能告訴觀眾的,是「一切都是有選擇的。」而旅英二十年的盧謹明自己,卻選擇「不選擇」。

「我在英國和台灣各待了 18 年的時候,曾經要求自己在第 19 年,要選擇在一個地方定居,後來 19 年過去,才發現兩個都是我愛的地方,」抵達與離開之間,「不需要選擇。」因為,打從她起心動念、收拾行囊,赴英求學的那一刻起,便注定她將一直在路上。

「回家的路程永遠都在、鄉愁永遠都在。在英國時,我想念父母,我想念弟弟,我想念我家的狗,但是人無法百分之百擁有一切。」盧謹明和家鄉建立連結的方法,是反覆的回台拍片,持續關注異鄉人題材,並與觀眾共同思考生命經驗賦予個人的意義。

「蚯蚓離開土地太久,就會死掉。」為此,我們在精神的災害中不斷重建,在現實的磨難下練習寬容,用語言、食物、文字或者影像挽留記憶,對抗遺忘,這一切的一切,都是為了一步步,朝家的方向靠近。

執行編輯:YUKI

核稿編輯:張翔一

Photo Credit:主圖/ 林欣蘋  攝影、附圖/ The Receptionist《接線員》 粉絲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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