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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爾德專欄:前瞻的政策不能靠打架護航

風傳媒 標誌 風傳媒 2017/7/19
© 由 風傳媒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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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化的台灣不能再用威權時代的政策推動方式,不過,民主也不能當做不建設台灣的藉口。若要持續推出前瞻性的建設計畫,就需一個符合民主精神與效率要求的決策模式。

立法院為了前瞻計畫預算又打成一團。「觀眾們」(也就是納稅人)可以很厭惡而無奈地咒罵聲「無聊!」「國會空轉」,然後掉頭不再理會這齣上演了逾二十年的肥皂劇,但也可以耐心一點,去推敲一下為什麼這個難看的戲碼會一直上演?

打架是在野黨理性的抉擇

國民黨在前瞻計畫預算審查上,先是要閣揆林全到立法院報告又不讓他上台,之後爭議著到底誰才能當審議此預算的委員會召委,這些都是在技術問題上杯葛。民眾不會有耐心去搞懂到底他們杯葛的依據是什麼,到底召委是怎麼排的。

那麼國民黨為什麼不理直氣壯地在質詢、辯論時,讓官員或敵對的執政黨議員無力招架、啞口無言?

有人批評國民黨立委不做功課,沒有能力強力質詢對手。這也許是部分事實,但也不能忽略國民黨籍立委中還是有熟悉財政議題者,例如曾銘宗、賴士葆等人。難道他們不能對前瞻提出有力的針砭嗎?

先從制度設計來看。當執政黨決心要讓前瞻預算儘速過關時,在執政黨人數優勢下,質詢、辯論是沒有什麼用處的。

一方面台灣國會沒有關於「冗長辯論」(filibuster)的制度設計,議員發言還有時間限制。當人數居多數的執政黨停止討論動議一出,進入表決國民黨必敗。這時候只有全武行上場,「留下歷史記錄」,向選民交待而已。

其實這種場景在國民黨執政、掌控立法院時也一樣上演,當時人數居弱勢的民進黨看大勢以去,也是一樣丟杯子、砸椅子或勒脖子,不然就是文明一點,集體退席不參加表決。對在野黨而言,看似不理性的打架其實是他們理性的抉擇。

20170719-立院財政委員會19日聯席初審「中央政府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第一期特別預算案」,國民兩黨立委發生激烈推擠扭打,現場水球、麵粉齊飛。(顏麟宇攝) © 由 風傳媒 提供 20170719-立院財政委員會19日聯席初審「中央政府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第一期特別預算案」,國民兩黨立委發生激烈推擠扭打,現場水球、麵粉齊飛。(顏麟宇攝)
立院財政委員會19日聯席初審「中央政府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第一期特別預算案」,國民兩黨立委發生激烈推擠扭打,現場水球、麵粉齊飛。(顏麟宇攝)

批判「前瞻」還能為前朝辯護嗎?

而做為民進黨「具有競爭關係友黨」的時代力量,既不能像國民黨般「暴力」,也不能全面護航執政者,只得苦口婆心地請求兩黨不要打架、不要表決而要實質審查。

國民黨杯葛前瞻,一旦民進黨強行通過,國民黨有辦法把自己塑造成壯烈的英雄?或者讓對手像審服貿案時「三分忠」的鴨霸形象、進而引發民眾同仇敵愾?恐怕很難。因為「前瞻」的本質太像國民黨執政時的「愛台十二項建設」與「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兩者一樣都是沒有全盤規畫、拼拼湊湊出來的,也都以特別預算推動。

更重要的是,兩者的邏輯也是一樣:中央需要把預算投到地方執政縣市,如此地方政府才能藉著金脈牽動人脈、做出政績、鞏固樁腳、吸引選票。當年國民黨立委們全力支持八年政府要出資二兆五千億元的「愛台十二項建設」以及四年五千億元的「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依同樣的政策邏輯,如今國民黨很難反對八年八千八百億元的前瞻計畫。

就如同時代力量立委黃國昌要「民進黨政府不要犯和馬政府相同的錯誤」──八年多次舉債而留給下一代逾一兆五千億元的債務。國民黨立委即使再熟稔財政,也難想像他們要怎麼一邊批判「前瞻」、一邊為前朝辯護。

國民黨並沒有異於民進黨的另一套政策思維,它也不是不想要「前瞻」,而是不想看到民進黨掌握八千八百億元資源的支配權,可以運籌這筆預算來鞏固地方政治版圖。更何況,國民黨在地方上的盟友也等著在分沾這筆鉅額預算。因此,在野的國民黨既沒有能力阻止預算通過,只能做勢強力杯葛。

20170718-立院財政委員會18日聯席初審「中央政府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第一期特別預算案」,時代力量立委黃國昌與民進黨總召柯建銘爆發言語衝突。(顏麟宇攝) © 由 風傳媒 提供 20170718-立院財政委員會18日聯席初審「中央政府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第一期特別預算案」,時代力量立委黃國昌與民進黨總召柯建銘爆發言語衝突。(顏麟宇攝)
立院財政委員會18日聯席初審「中央政府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第一期特別預算案」,時代力量立委黃國昌與民進黨總召柯建銘爆發言語衝突。(顏麟宇攝)

民主不能當做不建設的藉口

前瞻計畫的資源配置是否恰當是需要辯證的,但台灣的國會結構對於「前瞻」、「愛台十二項建設」這類政治效應高於經濟效應的大計畫,只能護航或杯葛,卻無力實質檢視。而依「愛台十二項建設」以及之前許多政治掛帥的投資計畫(例如扁時代全台大搞機場建設),其經濟效益並不大。

另一方面,財經學界與產經界都呼籲台灣需要重要的投資建設,但這類建設不是並未規畫就是執行緩慢。一條機場捷運、一座台北大巨蛋,從李登輝時代蓋到蔡英文時代,甚至被香港左派報紙嘲笑。

台灣不必羡慕中國可以在八年間蓋了二萬公里高鐵,或可以短短幾年間把舊城區翻轉為新都會,也不用再懷念強人時代的十大建設。畢竟,民主化的台灣不能再用威權時代的政策推動方式,這樣做只會引發更大的民怨,而非增加執政者的正當性。

不過,民主不能當做不建設的藉口──民主化的南韓建設沒有比台灣慢。更重要的是,在國際上台灣的競爭對手包括威權國家──尤其是中國。「藍綠互鬥、空轉內耗」這種耳熟能詳的形容詞,不能視為理所當然的常態。我們也沒有理由認為一個民主體制中不會存在有效率政策形成機制,否則,這個政治體制就不可能長期存活。而西方民主先進國家的經驗,更告訴我們,民主社會的選民沒有理由不去要求國家建構一個符合民主原則且有效率的決策機制。

決策機制創新才有前瞻的計畫

我們的確看到蔡英文政府有在做這方面的努力,包括土地徵收與開發、環保政策方面,政府在嘗試找出符合民主、社區主義以及經濟效益的決策模式;甚至年金改革,雖然引起部分利益受損者反彈,但一年間能有此成果實屬不易。

台灣如果要持續推出前瞻性的建設計畫,就需要政策形成機制的創新,一個符合民主精神與效率要求的決策模式。否則,前瞻預算就算靠國會打架護航過了關,執行時還是會困難重重。

*作者為專欄作家。本文原刊1985期《新新聞》,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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