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齷齪的政權、列強的背叛、虛耗的內鬥──爭取獨立的庫德人在想甚麼?

換日線 標誌 換日線 2017/9/28 孫超群/歐亞前線

執筆之際,距離伊拉克庫德地方政府的獨立公投還不到一星期。9 月 15 日,長久以來彼此敵對的傳統兩大黨──庫德民主黨(KDP)與愛國聯盟(PUK)破天荒達成共識,重啟因黨派之爭而關閉兩年的議會,並大比數正式通過於 9 月 25 日舉行獨立公投。若參考過去的民調,佔大多數民眾都認為獨立公投勢在必行。

另一方面,不少黨派如變革運動(Gorran)、伊斯蘭集團(Komal),甚至部分 PUK 的成員均反對此時候進行獨立公投。就連美國、英國及聯合國也認為時機尚未成熟,並提出另一個選項──把公投延期至兩年後進行,及把獨立議題放在聯合國會議上討論,主要理由是一旦庫德獨立建國,將讓原本已經滿目瘡痍的中東局勢更加不穩,從而令伊斯蘭國東山再起。

然而,在這片大地上,獨立建國的情緒已經一發不可收拾。筆者認為,時機是否成熟,對於公投派而言是毫無意義的。在處理此命題時,我們需要理解上至當權者,下至民眾如何看待獨立建國這議題。

「榮辱與共、生死與共」──民族主義的形成

長久以來,庫德人生活在現今伊朗、敘利亞、伊拉克及土耳其之間的中東地帶,歷經薩法維、卡扎爾及鄂圖曼王朝的更替,在這些帝國的統治下,他們長時間都過著相對自治的生活。

然而,自從 19 世紀,鄂圖曼帝國推行「坦志麥特」改革,集權中央,令民族自治每況愈下,於是庫德地區便出現了第一次高舉「民族」旗幟、對抗中央的起義──1880 年的 Sheikh Ubeydullah 起義。

雖然最終失敗,但自此庫族人便漸漸萌生了民族意識,到了民族主義高漲的一戰時期,庫德民族主義便隨之成形,更在 1920 年代誕生了曇花一現的庫德王國。如威爾遜主義者一般的論調,「民族自決」成為了當時最流行的口號,亦成為現今最普遍的獨立依據。

但,「民族自決」豈止是唯一理由?若觀察伊拉克庫族在過去一世紀的歷史脈絡,自鄂圖曼帝國崩潰以降,他們所承受的苦難,成為了今天自決的理據──不論是面對殘暴的伊拉克君主政權及復興黨的血腥管治、屢次被列強背叛,或是黨派之間的鬥爭,這些集體經歷,也許構成了民族主義最重要的部分:「榮辱與共、生死與共」。

齷齪的政權與屠殺:國族主義的催化劑

在近代史上,伊拉克政府多次向庫族作出虛假的自治承諾及殘暴統治,不但使後者對前者產生不信任,更催化了庫德的國族意識。

首先,在 1921 年,伊拉克哈希米王國立國之初,其統治者費薩爾一世便曾承諾,給予庫族人相對自治的地位,例如,可以繼續在庫德聚居地使用其語言。可是,在 1926 年,當英國正式把摩蘇爾列入伊拉克版圖後,費薩爾一世便推翻一切承諾,繼而對反抗力量動武。

其後,在餘下三十多年的王國統治中,政府不但拒絕庫族的獨立訴求,更以否認「庫德問題」的存在為策略。這一次的食言,令庫族的自治夢落空。

庫族第二次遭到伊拉克政府的背信棄義,可追溯至 1958 年至 1963 年,「自由軍官組織」領導人卡塞姆(Abd al-Karim Qasim)的統治時期。

當時,軍官卡塞姆發動軍事政變,把親英且腐敗的費薩爾二世拉下台。政變給予庫德民族主義者一線希望,令他們認為新政府會帶來自治甚至獨立,例如在 1960 年通過庫族的政黨合法化、允許流亡海外的庫族領袖穆斯塔法·巴爾扎尼(Mustafa Barzani,為現任總統馬蘇德·巴爾扎尼的父親)回國等等。

怎料歷史竟再度重演,卡塞姆根本無意賦予庫族自治地位,這一切看似向庫族示好的行為,旨在利用庫族來肅清異己,下一步再清除庫族人。伊拉克政府再度對庫族作出作出虛假的承諾,令後者對前者的怨憤加深。

雖然卡塞姆政府統治十分短暫,但在往後復興黨人的統治時期,伊拉克政府在庫族身上留下最嚴重的傷疤──安發爾大屠殺(The Anfal Genocide)。

在 1980 年代,兩伊戰爭期間,時任伊拉克總統海珊(Saddam Hussein)為了報復裡通外敵的庫德陣線,在兩伊戰爭中聯合伊朗攻打伊拉克,便在 1986 年至 1989 年,對庫族人發動化學武器攻擊及大屠殺,保守估計有超過 10 萬的庫族人因而死亡。此一事件對庫族的重創,成為了伊拉克暴政的最大烙印。

縱使在伊拉克戰爭後,2005 年頒布的新憲法保障了庫族的自治地位,但已經不能彌補庫族人一直以來所蒙受的苦難。

並且,憲法第 140 條雖規定,伊拉克政府必須就吉爾庫克(Kirkuk)等具爭議的地方作出公投,決定主權歸屬,惟迄今仍未執行。此傲慢的態度,使政府的誠信大打折扣。假若伊拉克政府向庫族人妥協,提出其他方案以力挽狂瀾,而庫族仍拒絕信任中央政府,亦是理所當然。

列強的背叛:承諾一次次淪為空頭支票

在公投派眼中,除了伊拉克,英國、美國等傳統西方列強亦成為庫族建國的障礙。眾所周知,現今中東的國界是被英國及法國等一戰戰勝國所人工劃定的,在過程中完全忽略當地民族的結構,一切只以列強當時的經濟與戰略利益為依歸。

即使國際社會曾在一戰後達成共識,給予庫族人享有自治地位,但在當時西方列國的利益權衡下,出賣了庫族,使其承諾淪為空頭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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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19 年的巴黎和會上,身為庫族民族主義分子的鄂圖曼外交官 Sharif Pasha 向各國提出庫德地區自治的要求,而其訴求最終亦被各國接受。根據當時所簽訂的《色佛爾條約》第 62 條及第 64 條條款,庫族人將會在庫德地區獲得自治地位。

然而,在後來土耳其國父凱末爾的帶領下,鄂圖曼從帝國的廢墟中重振,把列強趕出安那托利亞。於是土耳其與協約國雙方在 1924 年簽訂了《洛桑條約》,把對土耳其極度苛刻的《色佛爾條約》全部廢除,並把原先給予庫族自治的地區瓜分給伊朗、叙利亞、伊拉克及土耳其四國。

在和土國談判中,英國得以抱殘守缺,保留極具經濟及戰略價值的庫德南部地區,及在 1926 年正式把其併入自身托管的伊拉克王國中。由此可見,英國為了自身利益,出賣了對庫族人的自治承諾。

此外,另一件庫族遭西方列強出賣的事件,最受矚目的莫過於發生在 1975 年的《阿爾及爾宣言》。

在冷戰時期,蘊藏豐富資源的中東,是美國及蘇聯陣營的兵家必爭之地。1972 年,伊拉克巴格達政府與莫斯科簽定長達 15 年的友好合作協議,正式倒向蘇聯,此結盟警惕了美國及其盟友伊朗的巴列維王朝。

為了抗衝共產主義陣營,時任美國國務卿季辛吉(Henry Kissinger)透過伊朗,向庫族人提供資金及武器給巴爾扎尼對抗伊拉克政府,令庫族人的信心大增,終在 1974 年與伊拉克爆發戰爭。

可是,一切突然峰迴路轉。1975 年,兩伊達成了《阿爾及爾宣言》:伊拉克在阿拉伯河及其他領土爭議中向伊朗妥協,以換取伊朗及美國切斷向庫族的軍事及經濟援助。雖然庫族人在戰爭中大捷,卻因為被伊朗及美國出賣,使之前的努力付諸東流。

時至今天,當英美等西方國家呼籲庫族人延後獨立公投,不少獨立派便舊事重提,強調不要再墮入西方國家的圈套。這種對西方,甚至對國際社會不信任,乃源於之前被背叛的歷史經驗。

虛耗的內鬥:獨立公投有助於內部團結

外患之外,庫族內部的黨派鬥爭,一直被視為獨立之路的絆腳石。

自從庫族人在 1975 年敗給伊拉克,一群左翼知識分子與學者如塔拉巴尼(Jalal Talabani),因不滿巴爾扎尼保守的作風,便另起爐灶,組成愛國聯盟(PUK),與民主黨分道揚鑣。

在整個 1970 及 1980 年代,兩派零星衝突不斷。雖然在兩伊戰爭中,兩派曾組成了庫德陣線,與共同敵人──海珊政權抗衡,但這合作關係,又由於 1994 年至 1997 年的「關稅戰爭」(Custom War),戛然而止。

此一內戰使庫族境內出現兩個權力核心:民主黨以北部的艾比爾(Erbil)及代胡克省(Dohuk)為勢力範圍,愛國聯盟則以南部的蘇萊曼尼亞省(Sulaymaniyah)為重地,大家各據一方,擁軍自重。此情況不但讓庫族內部元氣大傷,更使爭取獨立建國的力量難以凝聚。

直至最近,因為公投的呼聲日高,獨立議題逐漸令傳統的兩大黨走回團結,他們不只聯合帶頭重啟了闊別兩年的議會,更以大比數通過 9 月 25 日當日舉行公投,組成公投理事會。

縱使仍有些政黨如變革運動及伊斯蘭集團反對舉行公投,但由於現時支持舉行公投的民粹高漲,這對政客的取態孰多孰少有些影響。剛剛退出變革運動的財政部長 Rebaz Hamlan,不顧黨的立場,支持舉行公投,便是一例。

有論者認為,政客支持獨立公投是為了討好選民,為今年 11 月 1 日舉行的總統及國會大選鋪路。但無可否認,在大事大非前,獨立派高漲的情緒有助全國更加團結。

獨立建國,就是現在

當數十年前,庫德民族歷史性地取得自治地位的那一刻,已經註定下一步將走向獨立。過去 100 年的近代歷史證明,無論庫德民族如何被打壓、被出賣,最後還是會堅持走到這一步。此外,這些歷史經驗也向世人說明,庫德人的民族心理,是如何極不信任曾背叛他們的伊拉克政府,甚至於國際社會。

即使之後恐將面對伊拉克的武力鎮壓、土耳其的大軍壓境,或是伊朗的封鎖制裁,堅定的獨立派仍然不會後退、對公投的決心亦毫無懸念──因為對他們來說,獨立建國不再存有甚麼「最合適的時機」。

執行編輯:鄧紹妤

核稿編輯:林欣蘋

Photo Credit:cemT@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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